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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新扶贫

打印本页 2018/8/28 9:28:46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查看本版面

■  汤敏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也随着大规模精准扶贫的收官,到2020年底我国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一个新的问题很快将被提上议事日程:2020年后还需要扶贫吗?

毋容置疑,如果连发达国家都存在反贫困问题,2020年后的中国,反贫困依然应该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当然,那时的反贫困重点将发生变化,方式也将发生很大变化。

瞄准相对扶贫问题

当前所讲的“到2020年全体脱贫”,指的是在现行“两不愁,三保障” 标准下的脱贫,即能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温饱。事实上,在扶贫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边缘户”。按照现行标准,他们不属于贫困户,但是收入与生活状况跟贫困户差不太多。但因不是贫困户,精准扶贫的各种优惠政策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20年后的扶贫一定要帮到这些边缘户。

国际通行的方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也要随之不断深化,特别是要从解决绝对贫困逐渐发展到缓解相对贫困。最早明确提出相对贫困概念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维克托·福克斯教授,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以收入或消费衡量的生活状况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并达到某个程度,就可认定其为相对贫困。

也就是说,相对贫困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仅仅与收入差距有关。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就存在低收入阶层,就有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可以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少,但相对贫困只能随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减少而缓解, 不可能消除。

还有城市贫困问题。2020年后,我们应该开始着手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是城乡划同一条贫困线,还是城乡各划一条线?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贫困还存在地域相对集中的问题,在瞄准相对贫困问题上,如何解决区域性扶贫问题,也是一个大挑战。

解决相对贫困的另一条出路,是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不要让贫困家庭的人一直贫困,要通过有效方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供公平教育,让贫困人群的下一代能够与其他人群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仅“有学上”,还能 “上好学”。

教育质量由老师决定,别说贫困地区,就连北京、上海都有学区房和非学区房之分,教育质量公平还无法完全实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公益机构正在联合学校、社会机构,尝试用互联网平台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贫困地区的学校中去,通过“互联网+”来缓解公平教育问题,让努力学习的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与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坚持社会价值投资

坚持反贫困,还要坚持推动社会价值投资在中国的落地与发展。社会价值投资,又被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一种追求可测量的社会价值并兼顾经济回报的投资形式,为应对社会领域的投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选择。如果将传统的公益慈善作为一极,以传统的商业投资为另一极,社会价值投资则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投资方式具有明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意向,有事前预期和可测量的社会价值,同时兼顾财务收益和可持续性,投资项目的财务回报率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率。

社会价值投资将社会目标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有助于政府、市场、社会协力参与社会投资,扩大了资源动员的范围和基础,使投资决策更加透明和可问责,使投资产生的社会效果更加有效、规模化和可持续。它不能取代传统的公共投资和市场化投资,而是提供了这些传统投资手段之外的新选择。目前,一些社会组织正在进行各种社会价值投资的试验,一些项目已经见到成效。

新时代还有一个大变数,就是科技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一系列新科技、新技术,导致人类正进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些新科技对未来的经济与社会能产生多大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从过去十几年的变化看,它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不可低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科技对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在市场中,新科技的最先受益者往往是那些有能力、有购买力的人群。而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又加强了这些人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反之,贫困人群往往是这些新技术的最后受益人。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注意弥补市场不足,高科技的“马太效应”会越来越强。这也是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

总之,经过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很快要全部消灭绝对贫困。但是,2020年中国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政府扶贫助弱任务的结束。新时代,扶贫助弱的更大挑战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用智慧和担当去迎接挑战,通过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来磨练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中,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理论。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